乔木: 在上网和上街之间的网络管控

【作者:乔木 北京外国语大学传媒副教授】“世界互联网大会”提出所谓“互联网主权”的概念,为中国控制网络制造理论依据。

去年中国政府挟权力与资本的威风,发起并在浙江乌镇永久举办“世界互联网大会”。会上提出所谓“互联网主权”的概念,为中国控制网络制造理论依据。今年在审议的《国家安全法》草案中,又把网络与信息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,增加了“维护国家网络空间主权”的规定。以此确立管控网络的法律依据,对外可以辩解,对内可以威慑互联网公司和用户。

在此背景下,近日,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10条《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约谈工作规定》。网信办“约谈十条”的出台,表面中国官方开始新一轮的互联网管制。

从公司到用户的网络监控

实际上,自从有了互联网,伴随着它的巨大影响,中国政府对网络的管控就不断升级。除了技术上臭名昭著的互联网长城外,还不断出台法律、政策和规定,从网页、博客到微博、微信,一路审查监控过来。随着社交媒体的影响增大,此前已推出“昵称十条”、“微信十条”,加上这次的“约谈十条”,从各个角度加强控制。

互联网的影响越大,越会加剧“三个自信”的中共的政治恐惧,未来还会出台更多的限制规定。尽管所有这些法律法规,和国家的根本大法《宪法》的35条所对抗,该条规定公民有“言论、出版、集会、结社、游行、示威”的自由。

限制互联网自由,更是和中国政府签署的联合国《世界人权宣言》相冲突。该宣言第19条规定:“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;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;通过任何媒介、不论国界寻求、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。”可是为了权力和利益,哪会顾忌宪法和脸面呢?

此次“约谈十条”和以往的限制有所不同,它是针对互联网公司和社交媒体平台的服务商,而不是针对网络用户和网民。此前针对网民有常态的删帖、销号、抓人,公安在搞“净网运动”,最高法、最高检出台谣言500转发就要治罪的司法解释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这种一阵风式的运动并没有吓倒亿万网民,他们想方设法突破审查和技术的限制,争取信息自由,寻找政治真相,保持信息时代的同步发展。

比如,为了躲避内容审查,网民会使用拼音、同音字代替所谓的“敏感词”。有些甚至会直接用民主、自由等象征词作为网络昵称,结交同道。如果昵称审查通不过,除了设法变化,他们还会用特殊含义的图片作为头像。这些年来每遇上如天安门政治纪念日,或其他公共事件,微博上都会有一大批相同的头像,以示关注和声援。

对于审查和销号越来越严的微信公号,如变换字眼仍不能发送,就采取回复关键词后台调取的方法;或把文章转换成图片发送;或在其他地方发布,通过微信公号后面的“阅读原文”,提供点击链接。公共号受限制、互动性差,还有大量的微信群可以讨论公共话题。也可以把微信私人号的朋友圈作为公共表达平台,发布信息,留言互动。

在这种情况下,中共又回到对网络服务公司的打压,重新加强对源头的控制。实际上像“双规”一样,“约谈”这种于法无据、中国特色的东西,早就存在。之前国家网信办就通报过对新浪、网易公司违规的约谈。现在出台规定,就是想把约谈这种形式常态化、制度化,从警告、罚款、年检审查、吊销牌照等方面打压控制。

“约谈十条”的模糊与腐败

约谈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模糊、任人解释的管控办法。尽管约谈十条的第四条,规定了9种约谈情形,但第九种“其他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需要约谈的情形”最为模糊,像一个大口袋一样,把所有当局不满的言行都可以装到里面,进行处罚。

约谈还为权力寻租,为从中央到地方的网信办官员提供了刁难、说情、以权谋私的制度保障。什么样的情况和公司可以约谈,可以不谈,约谈时的关系、态度,是警告还是罚款,罚款的多少,年检时的打点,平时的关系维护,都有巨大的腐败空间。

朋友创办了一个微信公号,只发布外国的社会文化、旅游留学的文章,从不谈论中国的政治和问题,有时会用暗示和比较的视角由读者去体会,倒也赢得了几十万订户,倾注的大量心血开始有了广告回报。但是今年“两会”期间,只因发布了一篇美国如何开议会的文章,遇上敏感期的严管就被销号。申诉到腾讯公司,告知是网信办直接下令销号。请托到国家网信办某位人员,酒足饭饱后说只要北京市网信办报上来,就可以解封。再找北京市网信办的人员,既不拒绝,也不上报,只说这事他还需要找其他人,有些人不好说话,需要做些工作。明白人都能听出这是暗示索贿。

在中国不管是为官方说话的“五毛”,还是商业上的水军,发帖要花钱,公关删帖同样也要花钱。直接管理网络公司的各级国信办一些人员,政商结合,权力寻租,受管受气又要运营的网站,只能就范。

上网还是上街

中共一直希望网络在商业和生活娱乐上使用,除了歌功颂德的“正能量”,不愿意网络在政治和社会舆论中发挥作用,特别是害怕由于社交媒体的助推,出现类似茉莉花革命、阿拉伯之春的权力更替。因此不断加强限制和监控上网,防范像天安门那样的上街。

为了维护一党的统治之利,在全球信息共享时代,对互联网的野蛮隔绝,对内容的严格审查,对网络公司的不断打压,对网民的监控抓捕,肆意的删帖销号,正在招致越来越多人的不满。他们中的许多人思想活跃,想获得新鲜平衡的信息;还有些人对政治并没有那么热衷,上网只是为了相互联系、自我表达、娱乐、网购、信息消费等,但是也一样受到各种网络审查、管制和防火墙的阻隔。

防民之口甚于防川。历史教训和别国的事件表明,封锁网络、限制传播最终会比不限制还要糟糕。埃及开始的时候,只是少数人上街抗议专制腐败,多数人则上网牢骚抱怨,发泄对社会不公的不满。穆巴拉克政权害怕这种情绪越演越烈、危及统治,于是关掉社交网络。因为不能上网表达诉求、娱乐网购,激起更多的人走上街头抗议,包括许多宅男淘女。上街的人越来越多,政局由此变换。

不让上网,只有上街,人总要表达交流。这是封锁网络的教训,也是限制传播的代价。时代的进步和各国的教训一再表明,统治者愚民的最终结果是,让自己愚蠢地成为历史的笑话。

转载自BBC

原文链接:http://allinfa.com/internet-streets-network-control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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